五四新文学革命催生出的白话新诗虽然以空前的诗体大解放和焕然一新的启蒙思想开启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但过于直白的写实风和直抒胸臆式的浪漫诗情也影响到了新诗的艺术感染力；稍后的新月诗人虽然刻意追求形式美，但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诗歌在新诗中仍未真正确立。1920年代的中国象征主义诗派就是在此背景中渐渐形成并产生影响的。
从时间意义上看，1920年的《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等新文学新文化刊物就已开始了对象征主义思潮与创作的译介工作。沈雁冰（1896—1981）、田汉（1898—1968）等都有专文解说象征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程，象征主义诗歌作品也开始被翻译过来。周作人也较早将“象征”与中国传统诗论中的“兴”相贯通，从中西诗论比较的意义上促进了象征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兴起。
从诗论建设与思潮自觉意义上看，穆木天（1900—1971）是中国1920年代象征诗派的理论奠基人。留日期间广泛接触了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穆木天在1926年发表了《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新诗发展进程中第一篇在理论上自觉建构象征主义诗歌理念的论文。穆木天提出了建设“纯粹的诗歌”的主张，强调划清诗与散文的界限，要求诗人以纯粹的诗的感兴来追求“诗的世界”。为了自觉突破五四初创期白话诗“作诗如作文”和随后自由体诗与浪漫派诗人追求自然诗情流露的既有理念，穆木天为中国象征诗人呈现了一个追求深邃神秘、细腻朦胧而又富有造型、音乐之美的新的诗歌境界。穆木天的诗论显示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在暗示、内省等层面与中国传统诗艺相汇通。穆木天提出的诗的思维术、诗人内在生命的探秘等诗歌主张都在象征诗派的实践中得到体现。此后，王独清（1898—1940）通过对诗歌感觉表现、音乐与色彩以及情感力量等因素的再发挥进一步补充完善了象征诗派的诗歌理论。
从诗歌创作角度看，李金发（1900—1976）无疑是1920年代象征诗派最重要的诗人。李金发具有亲身浸润在法国象征主义艺术之中的生命实感，20年代初便钟情诗歌创作，而且一开始便以怪异幽深的象征诗风震动文坛。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等收入了他诸多最具代表性的诗作，像《弃妇》中那种审丑的笔意、死亡的气息、虚无的经验、怪异的意象将象征主义的修辞与底蕴充分传达了出来。至此，李金发连同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诗人一起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真正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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